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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怎样说呢，父亲在帘卷西风十月二十九日十一时三十分离世。其后，为他守灵的几个晚上，我和哥哥在整理他的一些笔记等存物时发现了许多值得保留的东西。这篇文字是父亲在六十七岁时写下的，文中提到的《几个药方》后来在父亲的一个有着八十年历史的小皮箱（是祖父传给父亲的）中找到，钢笔正楷手书，封面题字《先父口述三十六验方》。我会慢慢地将一些文字整理出来，包括祖父亲手书写、供解放后政府审查用的履历，还有许多黑白照片与底片，我会一一扫描。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我对父亲的这个小皮箱曾经非常好奇，每当独自在家的时候总是会搬来椅子偷偷地将其从衣柜上拿下来，试图打开，却找不到钥匙。现在，它就静静地躺在我书房的书架上，等着我一点点地去发现我不了解的那些时间。

另，文字未做任何改动

流放

一九六八年夏末，当时我与父母住在八中对面大城里十四号一个大院的门房里。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的上午，我正与父母闲话，突然阴云密布下起雨来。瓢泼似的大雨打在窗前美人蕉的叶子上，劈啪作响，透过爬在栅栏的牵牛花的缝隙，看见路上行人或着雨衣或撑雨伞踏着混有垫路的炉灰的黑红色泥浆深一脚浅一脚地急匆匆走着。风挟着雨丝穿过门洞，虽值伏暑，吹在身上毫无舒适之感，却令人有一种凉飕飕的寒意，好像告诉人们落叶满地的秋天、白雪皑皑的冬日即将到来。

当时的政治形势与这夏日的风雨一样，好像预示着什么，总让人有一种喘不过气的感觉。那时社会上都在清理阶半夜凉初透级队伍，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军管会的一位主要领佳节又重阳导把我们单位广大革莫道不消魂命群众夺走资派权力的革莫道不消魂命行动竟说成是反革莫道不消魂命夺权，而在大会上群众组织宣读的夺权宣言是以我为核心的写作班子写出来的，于是我便成了“反革莫道不消魂命夺权”宣言的炮制者和夺权行动的“幕后策划者”。在清理阶半夜凉初透级队伍的“学习会”上，名义上是座谈讨论，提高认识，但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闲话中我告诉卧病在床的老父，下月我将要到干校学习，地点在盘锦劳莫道不消魂改总队。话落后二老谁也没说话，好像窗外的风雨也停了似的，一片寂然。我从老人家紧锁的双眉上看出他们好像在担心着什么，于是我故作轻松地说：“去干校学习也就是几个月，最近听说市公半夜凉初透安局的一些干警已经陆续下厂去当工人了，我在工学院（大连工学院，即今天的大连理工大学）实习工厂实习时就已经是四级车工了，还怕吃不上饭吗？再说，大不了就是到广阔天地去修理地球嘛。等干校学习结束我就写申请，下厂当工人！”两位老人又沉默了许久，老父在咳了几声后才说：“你已过而立之年，是个大人了，凡事要三思，当干部还是当工人，你自己拿主意吧。”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在旧社会我历经几次改朝换代，作为当时一个并不算小的官吏，在宦海中颠簸了几十年，我经历过的事应该不算少了，但对目前的形势依然看不清楚……沈阳解放那年我已将近五十岁，因闲着没事干，才在你爷爷指导下正正经经地读了点中医理论方面的书，经过两年佐诊取得了中医师的资格。在十几年的临床和教学实践中，对中医这门学问有了点浅薄的认识。现在我把几个治疗常见病的药方说给你听，可能在今后的生活中能用得上……”又咳喘了一会儿，示意我去找纸和笔。我给老人家倒了一杯热茶，掏出了兜里的工作手册和钢笔。就这样，老人家说几句我记几行。以后几天，下班后我就坐到老人家病榻前，听他讲一些常见病的症状和治法。老人家还告诉我等我从干校回来后再给我从理论上详细说一说。

在干校“学习“了半年多，对我这个”苏修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务“经过长期的内查外调，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一九六九年春，我在”看守“的陪同下去干校诊所看病时，军管会的一位年青的侯姓军医看到我年纪不大却受到严密的监护，可能感到些奇怪，便向监护人员询问了我的情况。随后，便与我很随便地聊了一会儿，在轻声细语中对我流露出我至今仍不知缘由的同情。在随后的几次接触中，他当着我的面把一张旧X光片贴上一条胶布写上我的名字并把我的几张化验单上的（—）改成（+）或（++），给我开了一张诊断书，让我交到连部（当时我们是按照军队的团营连排编队）。当他把诊断书撕下来交给我的时候，我疑惑地望着他，他向我挤了挤眼睛，故意提高了声音：”把这个交给你们连长！“我随手把它递给了”看守“。诊断书上都写了些什么我没看清楚，只记得有”不宜住集体宿舍“字样。回到宿舍后我靠在行李上脑子里想着侯军医和我接触的全过程，他为什么对我挤眉弄眼，以及他和我闲聊中说过的每一句话，想从这些细节中分析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是真的和那帮军管不一样，还是别有居心？后来脑袋都想疼了，还没想出个所以然来。第二天连队军官负责人找我谈话：”根据医生建议，经军管会研究，同意你回沈阳治疗。“这样，我遂提前从干校毕业。那一天是一九六九年五月四日，天气晴。

此前，老父已经与世长辞了，妈妈告诉我老人家弥留之际，在病榻上或坐或卧，眼睛一眨不眨地老是盯着房门，盼望着我这不孝儿子的归来。老人家走得虽然安详，但从遗容上看出，他老人家上路时仍然带着深深的遗憾。

回单位后，我被分配到卡片室，半日工作。下班后，陪妈妈唠唠家常，帮着干点家务后，便坐到炕桌旁，把以前所记的一些药方归整到一起，并重新抄录了一遍。内容简而又简，即有什么症状的病吃什么药。这就是现在的《几个药房》。

一九七零年二月二十五日，作为一名公半夜凉初透安干警、“新中国自己培育的知识分子“、”国家和人民的宝贵财富“，在”新的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前夕“，在”落实毛主人比黄花瘦席的五七指示“的大旗下，被流放到辽西喀左县境内的一个大山沟里。落户地点距县城整整二十里，且山路崎岖，交通极为不便，医疗卫生保健条件也极差。我所在村的六个生产队只有一名只会卖药的”赤脚医生“。好在离我住地约五里地的大山脚下，有一个叫梅素奤的村子，村里有位专卖中药不挣生产队工分的郎中。这样，每有头疼脑热，我便照本开方抓药。过了几年，我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儿和两个胖胖的儿子。那时我已到县师范学校任教，挣的还是原来的工资，与当地群众比起来，可以说我是当地的首富。远离了批斗我的那些大人、小人，下班后抱抱女儿，逗逗儿子，倒也”无忧无虑“。每当家人偶尔生病，因我已有了自我医疗的经历，常常不看本本便弄几味草药给他们煎服。有一次女儿肚子疼，郎中给开了两丸附子理中丸，我记得先父曾有”小儿忌附子“之说，便自己开了一剂没有附子的理中汤给女儿煎服，服后立愈。那红红的小脸蛋上又绽出天真可爱的笑容。还有一次儿子便秘，连服几剂药不见效，只好到县医院化验、输液，但仍无起色。为了给儿子治病，经一个学生介绍，我买了两瓶酒作见面礼，长途跋涉去向一位在文瑞脑消金兽革中被收缴了执照的老蒙医请教。他告诉我同一种病的病因不同，虽症状相同，治法也不尽一样。之前服药、打针都不见效，可能是肠胃内积滞未除……”我不便处方，你自行斟酌吧。“我虽然也知道大黄、朴硝为泻下药，但没为孩子单独用过，便到医药公司买了几袋不甚峻然的儿童服用的泻药。服后果然连续泻下很多绿色秽物。随后我又给他开了两剂去了肉桂的胃於汤（此汤名字迹潦草，待确认），少加了一点干姜，并独出心裁地加了一些米壳。连服两剂后，大小便正常了，痛苦感消失了，也不哭了。好了起来的儿子抱着我的脖子，小脑袋往我脸上直蹭。几天来的焦急，长途跋涉的疲劳，一眨眼工夫便远离了我那简陋却无限温馨的小屋。没想到先父的几个药房竟然使被流放在大山沟里的儿孙们免受了这么多疾病缠绕之苦。

现在仔细一想，我没想到的却正是先父卧在病榻上时所想的、所做的。他老人家在垂危中仍然为即将离开他那疲软的羽翼而独自走上人生旅途的儿子口授了与疾病斗争的《几个药方》……状哉，伟大而执着的爱。

四人帮的垮台，结束了我八年多的流放生活。一九七八年十月，我搀扶着年已七十五岁的老母亲，率妻儿回到了阔别多年的故乡。当亲人团聚时，我讲述了当年先父口授药方的前前后后。现在，我的哥哥弟弟都有了抄本。我女儿对这本药方最感兴趣，但愿这《几个药方》能成为她和我的儿孙们研读祖国医学理论的桥梁，这才是我所奢望的。

原想以上面几段拙劣的文字为《几个药方》做个说明或称之为序。写到此，又想既然有序也不可无跋，索性再续上两段，把这篇不堪称其为文的记事，兼做《几个药方》的序和跋吧。

如前所述，在我被流放的八年中，我自己处方为全家人治病。在那山沟沟里，这件事自是比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中任何一条新闻都传得快。大约在我落户二年后，便陆陆续续有一些人到我家找我看病。这些人中，有的患风疹，有的常年“心口疼“，有的患气管炎气管喘息，甚至还有的患痛经或婚后常年不育之症，都让我给他们开药方。我告诉他们我不是医生，没有处方权，我孩子生病时我所开的处方只是照以前医生给他们看病时的处方抄下来的，分别婉言相拒，态度坚决。这虽然有些愧对这些新老乡与邻居一个时期以来对我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但想起我说的也大都是实情，况且在那以阶半夜凉初透级斗争为纲的年月，如果万一有个闪失，则不仅误了人家的病，也害了自己，还要牵扯到一些与此有关的人，甚至连长眠地下的先人也难得安宁，想到这里，也就坦然了。从此，找我看病的人少了，但”‘菜园子老崔’（注：菜园子为父亲插队时所在地的地名）有本祖传秘方从不给人看，连县领佳节又重阳导想看看都不行“的传言却越来越煞有介事了。对此，我不解释，不说明，泰然处之。连县“五七”领佳节又重阳导小组的同志问起此事，我也是一笑置之。后来与多年老朋友谈起此事时，我曾说“先父口授的几个药方，说祖传倒也无不妥，但却从来没有‘秘’过。”

现在，如果有哪个有关部门想验证一下这几个药方的疗效，我会立即献出，并将会为此感到几分荣幸。

《几个药方》只是先父在他不懂事的儿子即将独自走上人生之旅时所口授的几个治疗常见病的普通药方。仅此而已，呜呼！